解析“扩大内需战略”：内需问题的背后终究是经济深层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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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制导读】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本文试图从经济深层的体制问题，来解析消费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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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内需不振，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谈起消费率的问题，经常见一些财经媒体和经济学家混淆了一些基本概念，造成我国消费率已经很高，赶上世界主流的错觉。比如从去年开始，流行一种说法，中国马上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消费国了，很多经济学家采用的对比参照是，2021年我国社会商品消费总额是6.83万亿美元，而美国消费品零售总额 7.41 万亿美元。并且中国的消费增长率比美国增长快，因此，中国消费总额在2025年左右就可以超越美国。如果这么说的话，中国不仅是不存在内需不足的问题，反而创造了经济学上的奇迹，那就是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比GDP规模领先一步超过美国，中国在人均GDP只有美国七分之一的情况下，人均消费额却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

那么这个说法靠谱吗？这涉及到统计口径问题，因为我国的社消总额里面包括交通、医疗、教育、住房、娱乐、住宿旅游等服务性消费，而美国商品消费总额里面不包括服务性消费，它是另做专门统计的。并且由于美国是个发达国家，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总额超过商品性消费总额（类似于越是发达社会，恩格尔系数偏低的逻辑）。那么美国的服务性消费一年总额多少呢？大概是10万亿美元，这样加起来，美国每年社会消费总额应该在17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我国2.5倍，远远超过了两国GDP之间的规模差距，可见相比之下中国的消费规模还是还小的，没法与美国相比的。

还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21年最终全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为65.4%，这个数值跟美国已经相差无几了，因此我国已经是彻底把内需不足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了。其实这里又设计到一个统计口径问题，那就是我国在支出法核算GDP过程中，最终消费包含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其中政府支出占比常年维持在30%左右，而美国的GDP核算过程中，消费一项仅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另列。

（美国GDP核算中的四个组成部分。媒体及经济学界对中美关于消费口径核算不一致的忽视，是导致国内消费率被高估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如果按照国际通用的GDP计算口径Y = C + I + G + NX （即：GDP = 消费+投资+政府+净出口），我国的居民最终消费贡献率2020年仅为为39%，不仅低于美国的68%，远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俄罗斯、土耳其、墨西哥、巴西之类，甚至也远远低于印度、泰国这些中等发展水平国家。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可以说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

（部分国家/地区2020年度居民消费率比较，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部分国家2020年度数据缺失，采用2019年数据）

（2）消费不振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随着我国已经实现工业化，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大下降，消费的意义越来越凸显。尤其是未来我国会面临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4-5%左右），制造业外迁等问题，那么投资和出口的促进作用将更加式微。

从全球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在工业化完成后，如果不能实现投资/外贸驱动型增长到内需驱动型增长，那么经济前景都不被看好。苏联经济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经济增长始终靠投资推动，消费始终对经济贡献率严重不足（低于30%）；而日本衰退很大程度归因于，其出口导向工业化完成后，老龄化紧随而至，经济出现了净出口贡献率和消费率持续同时下跌的局面（其90年代的居民消费率比60年代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我国的经济体制某种程度是苏联模式和东亚模式的混合体，过去的二十年同时享有了两种体制的优势，未来则要防范两种体制的劣势，既要规避苏联的陷阱，也要规避日本的陷阱。

如果我国居民实际消费率提高到55%的国际平均水平的话，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将会上升到85%左右，如果达到美国的68%水平，那么GDP规模基本与美国持平。因而，我们应该看到，中美的经济差距一方面是科技差距，另一方面是消费内生力的差距，能够解决好我国消费内生力不足的问题，其意义不亚于打赢芯片战、科技战，其意义切勿小视。

（3）消费率过低原因还是在于居民收入GDP占比过低。

我国的消费率过低，很多人归因为儒家传统，人民不喜欢消费，就喜欢存款，好似其实我们是不缺钱了，只不过不喜欢花钱罢了，这个也并不是站得住脚的。第一，就整个东亚儒家范围来看，中国大陆明显比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低15-20个百分点；第二，我国平均每年新增住户存款余额平均6万亿人民币左右，也就是1万亿美元上下，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至多6个百分点，即便是加上这6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消费率也是远远低于印度、俄罗斯这些国家。因此中国的消费不足，还主要是居民收入在GDP构成中过低的问题，经济发展中的工资支出过低导致了居民消费被长期抑制。

我们仍可以国际比较视野看这个问题。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21年美国GDP总额为22.99万亿美元，居民工资性收入为13.77万亿美元，居民工资性收入占GDP比例为56.89%（很多人都质疑这个数据，笔者又核实了麦肯锡、OECD的研究报告，这个数据没有问题），而2021年中国GDP总额为114.37亿人民币，居民总可支配收入为45.26万亿人民币，居民工资性收入为27.7万亿人民币，居民工资性收入占GDP比例为24.21%，中国的工资支出占比只相当于美国的42%左右。

我国的劳动报酬的GDP占比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及欧洲的发达国家（欧盟平均水平约48%），也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印度、哥伦比亚在30%左右，智利、南非在45%左右，俄罗斯甚至可以达到50%。当然中国的统计也有漏洞，比如农民不领工资，没有计算进去，以及大量灰色收入没有计算进去，如果做一些修正的话，工资支出GDP占比可能会提高十来个百分点，也就是35-40%左右，但是依然低于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所以，我们看各国的消费率水平跟工资支出在GDP中的占比是基本同步的，美国的消费率最高，是因为美国的工资支出比最高。中国的工资支出比长期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决定了消费率不可能太高，也就是说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否则就违背了基本经济常识。

（4）提高居民收入GDP占比终究是个深层体制问题。

那么应该如何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也就是说增加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的获益程度呢？从大方面来看，它跟以下几个事情紧密关联，或者说以下因素影响居民收入比的提升。

第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根据笔者对各省市区的抽样比较，广东、浙江、上海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地方，工资支出比明显比全国高出10个百分点。越是市场经济活跃的地方，劳动力在分配重的议价能力越强，劳动力使用程度越充分，越是计划行政思维浓厚的地方，权力、资源等参与分配的能力就越强。所以，还是那句话市场经济是最好的普惠型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是最好的扶贫（前提是健全的市场机制，而非扭曲的、利益集团主导的市场化）。

第二，鼓励发展工资支出比高的行业。我国不同行业的工资支出比差异很大，总体而言，越是传统的行业越低，越是新兴产业越高。比如，传统的食品加工、纺织、钢铁、化工等类企业工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在10%上下（双汇6.5%、宝钢5.5%、中石油9.7%、三一重工9.0%），而互联网、新能源等新兴科技创业和金融、教育、法律、高端餐饮等现代服务业甚至可以达到30-50%左右（360科技36.6%，华泰证券54.3%，锦江酒店36.3%，腾讯28.4%），两者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防范科技行业垄断、资本无序扩张，整治行业乱象，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兴行业在分配结构、股权体制上的优越一面。美国中产阶层庞大，跟新兴科技和现代服务业发达有直接关系（美国金融、信息产业、科研、文体娱乐就业占比为25.5，而我国仅为10.9%）。在尽量规范其经营行为前提下，继续鼓励这些产业的发展，扩大这些产业的就业群体规模，仍是实现市场分配机制代际升级，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一个主要途径。

第三，解决好国企收益的全民共享问题。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收益仅仅是少数代理人享有（也就是国企职工），国企利润大多数也都是以生产再投资形式花费出去。全民所有制经济占据了数量颇为庞大的经济资源，其产生的收益却实质脱离社会分配体系，这也是影响居民收入GDP占比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因此，一方面应该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大国有资本收益划拨社保基金的力度，另一方面，则学习一些西方国家，直接将国企盈利以现金方式为国民分红，这是增加收入，刺激消费的更加直接方式。

第四，解决好灰色收入纳税和监管问题。根据经济学家王小鲁测算，过去我国灰色收入规模庞大，占GDP的12%左右，庞大灰色收入的存在是导致一次分配结构不合理，以及二次分配力度过小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可否认，近些年基于反腐和税收监管日益健全，灰色收入规模已经有不小的缩小，但是其规模仍旧是非常可观的。

此外，农村经济改革要有根本突破，才能解决5亿农村人口的增收问题。这又涉及到两个“敏感问题”，一是能否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上有实质改革，解决好农村土地资本化问题，让农民获得资产性收入；二是能否真的搞好农民自主联合，促进产业化经营，克服小农经济不足。此外，还应该做好优化营商环境，解决1.5亿小微企业经营人员的增收问题。我国目前有小微企业7300万余家（其中包括个体工商户5000万余家），从业人员1.5亿人，半数小微企业月均营业收入在2万元以内，仅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切实做好对他们的减税让利，做好对他们的金融帮扶，可以提升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

可以发现，要解决好影响居民收入比过低的一系列问题，无一例外都要涉及到经济体制深层问题，甚至是意识形态问题。所以，消费问题和收入问题并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如果探寻一国私人消费额GDP占比以及居民收入GDP占比高低背后的逻辑，最终是制度问题、政治问题。要根本解决消费不足，收入过低问题，最终还是要在一些深层制度改革上做出切实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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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编辑：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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